国境线：不再是地图上的划界

Moisés Naím / The Washington Post

一个国家的国境线不应当混同于民族国家地图上那些熟悉的虚线。在大规模移民、全球化和实时通讯的时代，反映世界真实边界的地图将是交叉连接的、高科技的和多维的。

举例来说，当美国海关官员在阿姆斯特丹的港口检查集装箱的时候，真实的美国边界在哪里呢？当今的毒品贩子在洗钱时，采用通达全球的非法电子金融交易，违法多国的法律，这时该如何界定国家边界呢？边境检查站又如何帮助唱片公司发现网络上盗版的最新唱片呢？它们早在正版产品到达商铺前就已出现。当散布在亚洲各国的美国卫生官员试图阻止某种疾病爆发时，边界线到底在哪里呢？

各国政府和居民通常把边界想像成一个真实的、物质的地界：一条栅栏、一条海岸线、一片沙漠或者一条山道。地理特征仍然重要，但今天的边界正在以意想不到的方式重新界定和规划。它们不再固定，现实发展中的科学技术、新的法律和制度、非法或合法的全球商务一次次重塑它们。它们也越来越无形，存在于一个虚拟和电子的空间里。

在这个世界里，美国不仅与墨西哥和加拿大为邻，也紧靠着中国和玻利维亚。意大利邻接尼日利亚，法国靠着马里。

保护这样的边界无法依靠电子传感器或国民警卫队。政治联盟、经济改革和科技及商务上的突破发展合力给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世界边界带来根本性的变化。

这十年是全球对自由市场的热情全面迸发的十年。从拉丁美洲到东欧，政客及其选民认为繁荣可期，所要做的就是吸引外国人来投资、旅游者来旅游、商人从事进出口贸易、允许银行在境内外不受限制地转移资金和让企业在宽松监管环境中运营。

这十年是曾为宿敌的国家让世界称奇的十年，通过政治联盟和贸易协定废除或者重划彼此间的边界。欧盟融合加速。阿根廷、巴西同与它们不睦的南美国家建立了地区关税联盟。墨西哥加入了加拿大和美国间的贸易协定。这些努力都致力于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增长和政治和睦（国家领导人或许希望如此）。

在此期间，新科技大大降低了距离和地理因素在经济和商业上的重要性。从上海到洛杉矶运送一个货物集装箱的价格大幅下降，较之下降更快的只有跨国发送电子邮件、打电话或文本和图像迅速传输的费用了。

在边界更为模糊的情况下，获利的机会倍增，跨境活动日益兴旺。在泰国投资、去中国旅行、用异国货币贸易、在不同国家打零工或者从保加利亚的网站上下载盗版软件，突然之间都变得再正常不过了。

甚至在曼哈顿或华盛顿街道上买一个仿冒Prada手袋这等简单小事也代表着跨国长途旅行的最后一步。手袋的原设计图（可能在欧洲获取或偷窃）通过因特网或贴身送到中国。在那里，皮革、拉链、带子和带扣被生产出来，并加工成大批量的仿冒手袋。成品然后被夹带到标称运输工业阀门的集装箱里，走私到那不勒斯或纽约等港口。

手袋一旦运抵终端市场，街头小贩就接手过来。他们大多是同样经人口走私网偷越边境的非洲移民。毫无疑问，收入微薄的街头小贩通常同他们贩卖的货品一样不合法。在此期间，整个仿冒产业攫取了巨大现金利润，钱被变成银行存款并在全球电子交易中洗干净，再次侵入各国边境。

这些变化反映出严峻和尖锐的新的失衡问题：各国政府愈加难以控制边境，违法者越境愈发轻易和有利可图。想要越境的人发现达到目的地更加轻松，而各国政府机构在努力规范他们助建的新世界时踌躇难行。

想想最普通的例子ATM自动取款机吧。当一个居住在美国的非法移民将其ATM卡邮寄给她在菲律宾的孩子们，他们再从她的美国活期账户上取款时，这笔交易到底发生在哪里呢？孩子们越境从美国银行中取钱了吗？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取了——到处都是ATM自动取款机变成了强大、易用的越境工具。通常来说，这样的越境完全合法。但并不总归如此。
国家边境也正在被更新的或者刚刚授权建立的国际制度所改变。举例来说，当世界贸易组织的149个成员国同意在全球范围内削减关税时，我们关于控制主权边境的长久观念即寿终正寝。在贸易问题上，相关的边境既可以由设于日内瓦的世界贸易组织总部划定，在其它地方也能做到。

当今边境可变、难测的性质甚至在地球上地理位置最为孤立和偏远的国家也显现出来。以地处内陆的玻利维亚和阿富汗为例吧。它们崎岖的地形和坑坑洼洼的公路使国内旅行极其困难和耗时。但毒品贩子把偏远的玻利维亚Chapare地区和迈阿密或纽约定期迅捷地连接起来，一头是古柯种植地，另一头则是可卡因消费地（中间包括哥伦比亚丛林中的加工经停地和海地废弃海滩的转运通道）。在阿富汗，鸦片走私犯同样把法律不及的Helmand省Deshu地区与伦敦或米兰的高收入毒品吸食者紧密地连在一起。

即便对有经验的旅行者来说，到达Chapare或Deshu也是一个艰苦的目标。但位置和地理因素现在对走私贩子或试图侵犯国境的人来说越来越不是问题。在全球的大城市，禁运商品随处可得，问题像耸立的纪念碑一样突出，象征着国家遭受侵蚀的主权——政府为阻止这类商品抵岸和穿越边境所花费的几十亿美元打了水漂。

2004年，《卫报》发表了一篇来自中国和朝鲜边界的鸭绿江畔的特写。乔纳森•瓦特写道，“薄雾笼罩的江的两岸到处可见模糊的身影，悄悄从事着非法却兴隆的行当，贩卖妇女、珍稀物种、食品和消费电器”。

如果连偏执的警察国家朝鲜都不能控制边界和吓阻违法贸易，开放、民主和高科技的发达国家就更无望保留其主权边界了。尤其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发生后，安全关切成为头等大事，美国迫切需要解决这一问题。

但在一个高科技的、全球一体化的时代，管辖边界是当今自相矛盾的命题，主权的减少或许意味着更多的保护。为了加强国境管辖和打击恐怖主义，政府能够采用的最有效办法之一就是与其它国家协作——实质上就是放弃或“共享”某些主权。

这并非易事。需要与缺乏效率、民主和可信度的国家合作并分享信息、技术、情报和决策权力。在华盛顿及之外的许多地方，弱化国家主权的想法无异于背叛。

但是，如果主权确是一个神圣的概念，它也在相当程度上被空洞化了。传统的边界每天都被以无数种方式侵犯，虚拟的边界则更易被穿越和误读。“关闭边界”或许迎合民族主义情绪和挖壕筑城以求保护的人类本能。但当威胁通过光纤传播或附着在迁徙鸟类的体内时，当设法把非法商品运入边界意味着不可思议的大笔财富或者成为赢得体面生活的唯一机会时，单边安全措施难逃马其诺防线的不幸溃败。